但是，翻开普通法系那些卷帙浩繁的案例，梳理大陆法系那些密如星斗的条文，恐怕难得寻到一打以上的道德案宗，或许只会觑见几缕缥缈的道德微光。
德国宪法是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面目出现的，系二战后作为战败国制定的—部带有过渡性质的宪法，其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权利为本跃然纸上、先声夺人，于道德未见一词。它绝对不能认为，有些公民有权获得更多，因为他们值得更多的关怀，而据以不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
其次的原因是权利对道德的挤压。而且道德也会遭遇危难，这就需要法律为之保驾护航，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将道德作为法律的愿景，看起来很美，它实际是一主观性，在西方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神启，是一种外在的赋予。[13]……这太妙啦，如果权利追逐都成了道德行为，那么法律对权利的保护当然也是对道德的保护，道德融入法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说西方法律以权利为本同时也可说是以道德为本。由于始终是相对于以规范形态存在的‘morality的，其本身其实可以容纳西方自现代早期以来由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及相应的立宪实践共同推动的‘自然法法定化（哈贝马斯语）进程所取得的历史成果。
3、我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若与之针锋相对，有失我请人提意见的本意。因此说西方实定法权利过剩，道德不足，是有大量事实证据的。上述列举式的分类难免挂一漏万，无法穷尽道德压力的所有类型。
这样一种折中之道类似于桑斯坦提出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即除非对于论证结果的正当性确有必要，否则就不发表意见，并且尽量对某些事情不作裁定。这种回应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后果主义的，也可以是政策的或其它的。法学与政治学相剥离，成为一门自足的学科。人民法院要善于根据具体案件，从司法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政策导向等多角度出发，认真进行价值判断，准确适用法律，力争达到最佳办案效果。
相反，如果司法应对不力，则可能给自身及社会制造更大的道德压力，加剧司法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社会和谐且有损司法公信。那么，我们应以何种标准作出价值和道德判断？显然，不能以具有主观性和个人性的道德直觉作为判断标准。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精准、不到位的回应还不如不作出回应。当事人只要对判决结果不满，就会质疑司法的公正性。采纳后果主义导向的裁判方法。还有些道德问题本身在现阶段争议较大，比如代孕、同性婚姻、女性冻卵等问题，社会难以对其达成共识。
法官的常规职责是适用法律，但这种法律适用活动有时候会与道德发生紧张关系。如果案例的结论正确，但在论证和说理方面存在缺陷，则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但是，哪些道德诉求是正当、合理的？这需要法官结合个案情境和社会情势作出具体判断。佩雷尔曼认为，在对话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三种听众：一是普泛听众，所有正常的成年人均可归入此类。
对于老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道德压力，司法政策仍然能够胜任。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难题，对法律文本进行阐释和明确。
当下，最高人民法院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释法说理的重要标准。并非所有司法解释都是道德回应型的。
比如，在江歌案中，江歌舍己救人的行为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在道德上谴责刘某忘恩负义。对此，在法院、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围绕单身女性是否可主张冻卵权利，产生了较大的道德分歧。比如，民意时常会以道德直觉来判断公序良俗，造成对这一法伦理原则的过度滥用和错误判断。法律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司法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当然，裁判权仍然是司法的核心职能，即从法律的角度裁断争议。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依法得出的裁判结果合情合理。
若协调得当，则有助于稳定民心，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此，本文将讨论的核心聚焦于中国司法面临的道德压力及其化解方案。
五、结论现代司法承担着裁判纠纷和社会治理的双重职责。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这在本质上取决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公正司法的需求和司法公正实现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在面对一些关涉道德问题的案件中，法不责众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的谦抑性，不宜随意逾越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很常见，一个司法结果严格依照法律被推理出来，但可能并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其三，过度回应道德关切，消解法治，侵损权利。在前两种司法类型中，法官对道德问题采取相对中立甚至消极的态度，而唯有在回应型司法中，法官采取更加积极、开放和主动的态度回应道德问题。有时，在司法解释的内容中，虽未直接出现与道德相关的表述，但其确实是在回应和解决道德问题。
在不同的回应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运作机理。只要有希望调解结案，就不轻易判决，而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婚姻中的道德问题，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社会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办函〔2017〕181号文件中给出了消极的立场，认为职业打假已演化为商业模式，个别打假人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故而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司法体现了以被动回应为主、以主动回应为辅的基本格局。
压制型法处于法律发展较为初步的阶段。而道德系统可在两种意义上激扰法律系统：一种方式是，道德成为塑造法律的一个要素，即将道德安置到法概念之中，型塑出一种实质的法律观，而该法律观会进一步塑造法官的法律适用观，比如，其法律推理更加注重实质而非形式。
其二，回应道德关切不精准、不到位，引发民意波动。比如，第23号指导性案例解决食品领域的知假买假问题，第93号指导性案例解决正当防卫的判定问题，第98号指导性案例解决见义勇为的认定问题，第99号指导性案例解决英烈名誉权和荣誉权保护问题，等等。但法院在判决刘某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又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作出强化说理和论证。当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出现冲突时，原则上，法官应受法律的拘束，不得随意叛离既有的法律教义，除非该法律在道德上存在严重缺陷，阻碍了个案正义的实现。
塞尔兹尼克描述了其四个方面的特性：第一，法律与政治分离，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职能和分工明确。理解法律的完整视角应当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但问题在于，随着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司法解释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第二，法律秩序以规则为基础，减少政治性因素入侵的可能性。
在江歌母亲对刘某提起的侵害生命权之诉中，尽管道德关注度很高，或者说法院面临的道德压力很大，但在《民法典》的侵权法框架内，法院完全可以依法判决，得出一个让江歌母亲及社会公众满意的结果。每一类型在实际司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均有微妙差异。
